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发展按下暂停键，世界再次徘徊在十字路口。疫后经济复苏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考验着各国治理者的远见和定力。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成立于1992年，由中外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是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国合会主席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韩正副总理自2018年任国合会主席。生态环境部为国合会承办部门。国合会每五年换届一次，第六届（2017-2021年）以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实现美丽中国和绿色繁荣世界。 28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领导与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协作下，国合会通过邀请国内外高层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研究，把国际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带入中国，就环发领域内的重大问题向中国政府建言献策，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通过构建中外坦诚对话平台，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交流与互鉴的桥梁。 2020年，国合会围绕“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创新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和“绿色能源、投资与贸易”四大课题，开展了10个专题政策研究，形成了《2020年关注问题报告：在复苏中前行》，并向中国政府提交了题为“从复苏走向绿色繁荣：‘十四五’期间加速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年度政策建议，为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复苏和编制“十四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和参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在本该大展拳脚的“环保超级年”，雄心勃勃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计划及行动不得不被迫推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经济恢复所需时间可能比2008年经济大衰退及其余波持续的时间更长，其结构性影响很可能持续整个“十四五”规划时期。

新冠肺炎是自然对人类发展方式的警示。全球范围内，尽管疫情后的重建之路漫长，但中国的率先复苏给了人们信心和定力。“十四五”规划将为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创新、推动绿色技术发展，以及探索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形式提供关键路线图。

以“十四五”规划助推绿色转型

国合会2020年政策建议指出，2020年恰逢中国编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窗口期。“十四五”时期作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期间的道路选择、政策部署和关键目标将决定中长期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关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全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十四五”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在资源全球配置的形势下，这不仅事关中国持续、稳定增长，也与全球绿色繁荣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中国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进展收获更多积极的国际评价，并鼓舞其他国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

当前，尽快走出新冠肺炎疫情泥沼，推动经济复苏是各国政府首要任务。中国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略，应确立绿色发展的综合框架，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并为世界树立可持续发展典范。中国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将会让世界对以绿色复苏为契机走出新冠疫情的冲击、重建更好的未来充满期待。

经济复苏要把握好方向，不应回到以前不可持续、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僵化经济模式，而应朝着绿色、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继续推动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复苏已成为全球经济恢复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

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支持环保的势头也会减弱，前者或是后者发生的原因。经济衰退期间的政策重点往往聚焦于提振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失业、促进收支平衡和提高出口竞争力，这时开展的环保行动要么被视作沉没成本，要么被看作经济复苏的阻碍。过去，在经济低迷时期，公众对环保行动的支持也会有所下降，因为民众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工资、工作保障和储蓄等方面。

然而，一个可见的转变是，在本次疫后经济复苏的讨论中，环保与绿色的元素大为增加，绿色复苏已成为一个核心议题进入公共政策讨论。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成熟，人们发现，经济复苏与环境管理之间的矛盾正在减少——新的经济复苏方式强调利用综合措施，促进公共卫生、减少污染、气候行动、自然保护、社会公平与经济繁荣实现共赢。

有国家已经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复苏的核心内容。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例如，6月初，德国出台了经济复苏计划。该计划包含一项500亿欧元的“未来方案”，聚焦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创建繁荣的绿色经济提供条件。这项“未来方案”包括将电动车的销售补贴翻倍至6000欧元，为充电基础设施和电动交通、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绿色新政等同样强调全面推行绿色经济、制定与气候目标相符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收益。欧盟已经就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的复苏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将优先考虑投资“绿色”领域，如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氢燃料、清洁交通物流，以及“公正转型”机制。该计划将拿出30%的资金用于气候友好型投资，且所有支出必须与《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相符。

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市场趋势。近期有证据显示，绿色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优于其它上市公司；新冠疫情期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也有所增加。这些投资背后有坚实的经济学支撑。实施绿色、低碳和韧性基础设施有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大规模投资，同时降低能源、交通运输、建筑和水利基础设施的碳足迹；强化海洋综合管理，能够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支持蓝色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在疫情恢复中强调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概念，主要是指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基建”的绿色内涵应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强化，涵盖可再生能源、低碳和韧性基础设施、建筑能效提升、绿色城区、绿色技术等，以此鼓励绿色投资，减少对依赖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产业的进一步投资。疫后经济复苏应以“不对环境、生态和气候造成重大损害”为原则。

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重点领域

中国的绿色复苏应坚持以人为本，以绿色创新为驱动轮，以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为两翼，以城市绿色发展为载体，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2017年，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占全国的74%，GDP占全国近91%。解决了城市群绿色转型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全国绿色转型问题。应以城市群和县域城镇化为两大战略抓手，推动绿色城镇化，释放结构潜能。这体现在城市规划上，要充分考虑乡村因素，摒弃城乡规划中的传统“城市、农村”二分法，做好城乡统筹，特别是要充分考虑规划对乡村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同时应大力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最大限度激发城市和乡村各自比较优势和潜在市场需求。建立全生命周期、全成本视角的绿色技术评估框架，帮助绿色技术实现落地和大范围推广，加快制造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功能型城市向健康、低碳和亲自然城市模式转变，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城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和自然栖息地。让城市与自然更贴近，这样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还可以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福祉。

 2019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9%，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中等收入人群和年轻网民人数的快速增长，开启了中国消费全面升级转型的窗口期。但总体看，消费领域绿色转型自2008年以来下滑趋势明显。消费领域绿色转型下滑超过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提升，消费成为制约整体绿色转型的短板。在国内消费扩容升级的窗口期，疫情之后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塑”为引导绿色消费、驱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动力。衣、食、住、行、用、游等领域都可以通过绿色认证实现绿色消费。

 此外，疫情带来的行为方式改变可以通过政策激励催生新的变革，例如，鼓励人们转向新的工作方式、采用绿色出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等推动绿色变革。中国应推行有雄心的、综合的、绿色的生产方式，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研究建立商品贸易可追溯体系和相关尽职调查标准，推动建立促进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发展的长效包容机制，进一步强化绿色消费，从而创造更多机遇。

危中有机，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合作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贸易保护主义就已蠢蠢欲动，疫情期间更是明显抬头。如果疫情后出现重返大萧条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不仅全球增长将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更将受到严重冲击。不论是在能源、金融还是经济发展领域，这场危机为扩大绿色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了机会。中国应坚持基于规则的多边合作体系，在打击保护主义、促进绿色市场在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原定于今年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已确定延期，但是中国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国，需危中寻机，把握好疫情复苏的战略机遇，激发有雄心的多边合作，加强国家行动，保护自然和人类福祉，为2020年这场全球大危机注入绿色恢复与发展的强心针。

中国一直是多边倡议和多边合作的倡导者。具体来说，中国可以在以下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提出的“整体健康”理念；通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支持绿色复苏举措，强化与欧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边气候合作；考虑启动布雷顿森林式磋商，统一绿色金融分类，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绿色革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的作用，完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分级分类管理，与其他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携手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