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李琳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主管

　　一是增强领导力和政治决心。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向世界发出最高级别的关注自然的强烈政治信号。各相关部委积极开展基于自然议题的绿色外交，了解立场、展示观点、弥合分歧、寻找共识。二是为了达成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对自然设目标，在2030年实现自然的全面恢复，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调整和引导资金，使得自然保护的资源能够得到保障。三是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的最佳实践，将生态红线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四是在“十四五”规划中，希望关注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和气候变化根本因素和驱动因子的行业，提高生态、生物风险防控能力，加速环境质量的改善，强化生态保护工程。

　　高吉喜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在以下五个方面值得在全球推广和借鉴。一是开展顶层设计，确立国家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空间。二是提出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控包括生物多样性丰富区的重大战略。三是在生态空间管控的基础上，制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具体工作的落地实施。四是实施生态扶贫措施，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功效。五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区域生态公平。中国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制定了逻辑清晰、效果明显的战略，开展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公平，这对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

　　张永生

　　国合会特邀顾问、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中国绿色城镇化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未来有超过2亿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些农业人口以何种模式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二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形成的现有城镇，如何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并以此激发新的发展活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绿色城镇化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思维，在生态文明理念下重新塑造中国的城市格局、区域格局以及国土空间格局，要以城市群和县域城镇化为两大战略抓手来制订相关的战略和具体政策。

　　莫斯利

　　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城市项目总监

　　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因素，要重视自然在城镇化与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城市里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实现从功能型城市向亲自然城市模式的转变。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

　　王金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由于生态环境状况的持续改善，2015年至2018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资本价值都呈现增长趋势。“十四五”期间应围绕推动自然生态资本标准化与主流化、开展生态产品定价和交易、构建自然生态资本核算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体系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自然资本和生态产品实验室，建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打造生态产品服务第四产业。　　 

　　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凯文

　　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波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的惠益非常巨大，规模可观。同时，“一带一路”政策也需要妥善应对潜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多边金融机构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防范风险，注重与国际或国家承诺对标，其遵循的通过“避免”“缓解”“修复”和“补偿”四个步骤来降低生态影响的“缓解措施层级”与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相似度最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可形成合力，成为在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

　　周国梅

　　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注入强劲动力，也深刻体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此，建议从加强政策沟通、战略对接、项目管理、能力建设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绿色“一带一路”路线图。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对接SDG15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对接国际规则标准，鼓励采用较高环境标准，主动对接国际及国家承诺，将“一带一路”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公约进行对接；二是聚焦环境影响，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为共建国家及项目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为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指引；三是完善政策工具，防范“一带一路”建设生态环境风险，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对接“一带一路”与SDG15的关键性工具，帮助共建国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四是加强协同机制，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衔接，将绿色发展融入基础设施项目选择和实施管理，研究制定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指南。　　 　 　　 　　

　　全球绿色价值链

　　巴布纳

　　国合会特邀顾问、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兼常务董事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存在着重大风险，需要重新思考全球价值链的作用，重申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中国一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也尤为重要。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是应对相关挑战的有效策略之一。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愿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完全一致，同时能够切实加强软性商品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在初始阶段，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进程。一是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与机构支持框架；二是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结合，逐步推进价值链绿色化进程；三是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杨敏德

　　国合会委员、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溢达集团董事长

　　我想主要讲三点意见。第一，当前全球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人类面临众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中国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在尊重各国的法律法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绿色价值链的构建。第二，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各国在法律法规、绿色标准、绿色技术等层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需要以程序渐进的方式来推动消除这些障碍。第三，中国推动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结构政策框架与实现路径。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强对不可持续软性商品的进口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支持生产国实现可持续生产转型。最终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现全球绿色发展，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

　　韩佩东

　　国合会委员、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中国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有机会将疫后绿色复苏融入气候行动中，在2035美丽中国愿景的指引下，中国已经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提前完成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引领可再生能源、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发展，为未来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期待中国一是能够继续保持绿色发展目标力度，制定更有力度的温室气体减排约束性目标。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约束性指标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体系。三是加速碳市场建设，尽快建立碳定价制度，推动绿色金融。四是进一步控制煤炭使用，支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五是将疫后经济复苏政策落实在严格限制高碳锁定，以技术创新、提升能效、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支持发展新型绿色城市化。六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投资替代海外煤电投资，同时积极开展气候外交，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

　　温特

　　国合会会委员、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挪威海洋与极地中心主任、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　　 　　 

　　海洋是人类生存的基石，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海洋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和保护，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已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但仍面临着结构性挑战。为实现海洋综合管理，还需进一步做好顶层规划和设计，综合利用海洋技术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陆海统筹以及跨部门、跨行业协作，推动海洋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增效。　　 

　　苏纪兰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届国合会委员、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

　　“十四五”时期，需要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继续“十三五”规划中为增强海洋经济所做的努力。“十四五”规划应明确将海洋生态环境作为生命基础的重要性纳入“美丽中国”建设框架。从环境方面，要采取明确而直接的行动来控制和减少海洋受到的压力和影响，维持海洋为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性服务的能力。从产业方面，应不懈努力确保可持续地发展现有和新兴产业。重视发展海洋绿色产业，减少产业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可再生能源、深海矿产等领域也应充分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管理方面，以综合海洋管理为原则，寻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

　　任勇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政府应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通过“十四五”规划全面推动相关实践。推动形成绿色饮食、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绿色家用、绿色穿衣、绿色旅游等，作为“十四五”及未来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建立绿色消费指标体系，构建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建立权责明确的绿色消费推进体制机制和技术支持机构，制定配套的绿色消费专项国家行动计划等，同时重视发挥女性青年社会组织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

　　罗姆松

　　国合会委员、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

　　推进绿色消费对于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层面上的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不仅需要为法律监管层面提供政策建议，还应对改革进程进行动态评估，因为绿色转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性别、年龄、人口结构等带来明显的消费差异，需要考虑人群差异，制订针对性的、推进绿色消费的政策和措施。　　 　　 

　　重大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实施机制

　　沃格雷

　　国合会特邀顾问、重大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实施机制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疫情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资源枯竭叠加造成的影响复杂而深远，但是全球有能力采取迅速、有决定性的一致行动来应对危机。绿色技术可以为绿色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排放，让城市更宜居。国际社会高度赞赏中国在疫后复苏中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建议扩大新基建的内涵，把绿色关键技术纳入其中。

　　李晓江

　　重大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实施机制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未来10年中国城镇人口还将增长1.5亿左右，资源消耗和排放压力将持续加大。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领域和转变发展模式的核心场所，城市的绿色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则是城市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和主要路径。建议制定绿色城市发展愿景与目标，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全成本的绿色技术评估体系，在“十四五”时期选择水、能源、交通、建筑、土地利用和食物作为城市绿色发展的六个重点领域，并且在绿色技术推广过程中考虑性别视角和跨领域解决方案。　　 　　 　　 　　 

　　绿色金融

　　萨卡瑞卡

　　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气候变化部主任、COP26气候行动高级别团队专家

　　虽然生态保护金融领域的国际实践发展迅速，但全球生态保护的资金缺口仍然很大，且以生态保护为主的资金流向尚未形成，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快构建一个与恢复和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相吻合的生态保护金融体系，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为保障生态保护工作的资金需求，构建支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系，一是提升对生态保护金融重要性和实现路径的认识，将相关理念融入国家重大规划和政策，为社会资本的进入提供战略指引；二是完善扶持生态保护金融的政策框架，建立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生态保护投融资活动提供稳定良好的政策预期，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三是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系统管理和生态资本的外部性计量（估值、定价、流转），改进生态保护融资的基础条件。

　　张承惠

　　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北京腾景大数据应用科技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原所长

　　促进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融资，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中国政府多年持续投入资金与管理促进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但仅靠政府资金难以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关注环境领域投资，因缺乏了解与途径，难以进入。针对这些问题，一要用好财政资金，注意避免对环境有负面作用的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非营利机构的合作。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大型机构投资者等的绿色引导。三是促进绿色资产的固执、定价、流转，使资本市场在绿色资产的流转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评论发言

　　石井菜穗子

　　国合会委员、东京大学全球公共领域中心院长、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展现了了生态文明保护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主流化。一是要体现自然资本价值的重要性，充分将自然资本的核算运用在投资决策中。二是要体现规划的重要性，包括对土地空间的规划、对生态红线的规划，和城镇化发展的规划。通过空间规划，更加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本。克服各个领域之间的障碍并进行干预。中国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济、生态红线和空间规划等很多优秀的生态环保理念，走在非常领先的位置，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绿色转型中也将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　　 

　　莫瑞丝

　　国合会委员、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

　　中国政府可以参考国合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城镇化、长江经济带、绿色“一带一路”、绿色价值链等方面提出的宝贵建议，采取对应的行动，助力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该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及融资的重要性。大自然保护协会期待未来与国合会展开更深入及广泛的合作，对中国、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繁荣。　　 

　　兰博蒂尼

　　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与融合，是中国和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理念的若干关键词之一，也贯穿了国合会的研究。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形势，应危中寻机，发现绿色经济复苏中的新机遇，需要从政治层面拿出更大的决心、承诺和领导力，还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行政区化的更广泛连接和协调，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南川秀树

　　国合会委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环境省原事务次官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关键、最迫切的环境问题，政府要展现杰出领导力，共同落实《巴黎协定》。私营部门也必须要进行低碳管理，采取创新的管理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加强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许多造成环境退化的问题都有可能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要高度重视卫生条件的改善，环保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采取全面的废物管理措施。期待中国继续致力于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促进国际合作，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世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