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学习、理解、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打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通道？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7月18日至19日，在由生态环境部宣教司、中宣部理论局、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20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来自中宣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有关司局和单位的负责同志，部分地方党委政府代表，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研讨、交流和分享，形成了一系列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科学梳理生态产品的消费属性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生态产品是有别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第三类满足人民需求的特殊产品，需要梳理其消费属性特征，即属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不同属性的生态产品，公共政策选择和消费理性显然不同。以自然属性产品生物多样性为例，各类生物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也是全世界的，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提供保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表明自然是重要的价值源泉。“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不仅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学理认可，也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意味着自然也应该参与分配，人类不能占有自然的全部产出，还应留一部分给自然。而人类社会财富，也应该有一部分回馈自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测度，生态产品与物质、文化产品既有关联的一面，即提升或贬损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或成色；也有独立的一面，即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兼容。一些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市场刚性，没有替代品，可谓“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民生普惠的天蓝地净水清，显然应该由纳税人共同承担。对于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可以由消费者承担部分费用。对于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山耕、山居、野生动物狩猎配额、天然矿泉水等，源自自然或因自然而升值，应由市场调节供求关系。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的基本框架

　　刘世锦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今年以来，绿色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中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大的格局。“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基础产业开放竞争、提升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低收入阶层增加商品消费，中高收入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全方位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十四五”时期，力争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基本框架，全面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发展理念上，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落地，形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在政策目标方面，将“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围绕增强人类健康和福祉，建立综合性指标。在重点领域方面，把握疫后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动绿色发展，为构建韧性经济社会确立方向。在实现机制方面，采取综合措施，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目标衔接，提高绿色治理的协调性和效率。

　　生态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源头控制 

　　翟勇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向维护国家生态、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适应国家生态、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一方面，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重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为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矿产资源法修改增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修复矿山生态的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修改过程中，大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新制定的长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态、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立法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涉及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市场交易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几者共同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行为产生约束和影响。要使这一套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需要进一步理清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建立针对性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制度有效实施。如，在良好法治环境下，高质量的立法能够使法律有效地自我实施。出于保护公众、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或权利的目的，各主体都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对污染环境的企业提起诉讼，以法治手段实现个人目标并达到合意的社会效果。同样，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也能够支持企业或个人为追求利润而与其他企业自由交易（如排污权交易），使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总成本降低。上述情况有赖于关键制度的建立，比如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排污权的权属界定、生态环境产品绿色认证等。

　　总体上我国法治环境、市场经济体系都在不断改进之中，党和政府在推动制度建设和实施上起主导作用。按照现代行政管理的系统分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法定权威、财政保障和组织体系四种基本工具有效履职尽责。因此，要进一步理顺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通过有效问责强化实施，就需要加强中央领导下的部门统筹协调，从机构设置、程序规范、信息整合、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多方面系统谋划、协同发力，以政府为主导，激发所有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保障所有主体参与的权利，把提高制度执行力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