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边会于当地时间11月22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会议结合国合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围绕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及有关实施机制等话题开展讨论，探讨面向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建议。

　　会议讨论了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项目重点研究的相关实施机制，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向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为2020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BD COP 15）做准备。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亚瑟·汉森（Arthur Hanson）在发言中介绍了国合会的组织结构，指出国合会是中外合作的平台，外方委员通过这一平台建言献策，发挥咨询作用。他强调，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就如何为第15次缔约方会议制定一个强有力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提出建议。

　　中国科学院代表马克平介绍了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及其实施的进展情况，提出可通过筹备2020年联合国大会首脑峰会以及组建一个各国共同参与的“自然卫士联盟”来加强政治参与，同时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其他里约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的重要性，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从沙姆沙伊赫到北京行动议程》。

　　会议还听取了相关国际专家关于制定强有力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建议

　　来自墨西哥《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协调中心的卢塞利（Edda Veturia Fernández Luiselli）提出要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和行动。在谈及推动生物多样性议程政治参与时，她强调了“简单性”和“包容性”，并指出，围绕人与自然关联的三个主题就是“我们吃什么”“我们呼吸什么”“我们喝什么”。她同时提出“新经济学”的设想，即采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计算生物多样性效益，同时鼓励国际贸易领域和企业界代表参与到议程中来。

　　来自马拉维《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协调中心的卡伦巴（Mphatso Kalemba）强调要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参与机制，推动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进程，通过有效的沟通，可以充分吸纳各个地方、区域和全球的行动。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的尼特克 （Inke Gnitkke）提出，要广泛听取来自缔约方、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各方意见，推动各方参与，达成一个强有力的2020年后议程。她表示，2020年后议程应注重包容性、透明度和性别平等，并确保可以取得切实的成果。

　　来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斯玛特（Jane Smart）介绍了IUCN在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立场，强调要提出一种新的、正面的表述，建议构建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协调的框架、为各方参与相关进程提供便利条件、消除贸易流通给进口国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各国在实施国家目标时与全球目标相协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徐靖分享了本周COP14全体大会期间的重要观点，强调要创造更多机会加强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磋商，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粮食安全、贸易、行为改变与教育联系起来，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他还指出，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不仅仅涉及中国一个国家，而是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实现一个强有力的2020年后议程。

　　其他与会者提出就在制定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议程中需考虑的关键问题以及对于中国推动实现生物多样性领域重要变革提出了相应建议：

　　· 识别并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

　　· 确保第15次缔约方会议制定出宏伟的国家目标；

　　· 要考虑到那些跨国的、与国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

　　· “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化；

　　· 要重视来自当地社区的创新性的和可实施的解决方案，并纳入政策制定中；

　　· 推动社会科学的参与；

　　· 了解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 发挥中国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另一方面也要动员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 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

　　· 尊重当地居民权益。

　　汉森（Arthur Hanson）在回应会议讨论时表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相较于可持续发展增加了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益补充。国合会助理秘书长方莉在总结会议时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各国携手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国合会合作伙伴、部分国家代表团成员、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有关专家学者等160余人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