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个杰出人物云集的会议上发言。几年中，这个委员会体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的。

　　在谈及这个题目时，我认为，应该追溯一下环保意识的发展，尤其是在企业界中的发展。

　　25年前，广大公众的环保意识还只局限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特殊兴趣团体之间，他们把环保问题提到了全球的议程上。企业，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其实，企业自身那时还没认识到自己可能发挥的强大作用。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是全球环保意识的转折点。为支持这次会议，各国政府提出应有一个关于环保的国际议程。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促使各国政府开始行动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随着科学的进步，分析工业对环境影响的手段也在进步，环境保护组织也在迅速壮大。面对这些发展，针对环保行动，企业开始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

　　国际商会(ICC)在1984年和1991年组织了两次有关环境管理的世界工业会议。这两次会议统一了企业界和工业界领导人的意见，签署了国际商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文件。这份由16条环境管理原则组成的文件，已成为重要的行动准则。

　　企业界和工业界在1987年“布伦特兰(Brundtland)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不久，就意识到他们的责任是使全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界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全球报告会上保持上高姿态，很明显，企业界如果要在环境保护的争论中起积极作用，就必须更明确更公开地阐明自己的立场。

　　国际商会在成立全球工业环保委员会(WICE)后，工业界在1993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次会议上，90多个排名世界前列的大公司一致同意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在环境管理上坚持高标准。壳牌集团公司同国际商会一样，在这个国际性的联盟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工业环保委员会也意识到，只有在工业企业、政府和其他利益各方之间形成互相协商和相互合作的局面，才能在更大范围内长期成功地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意识到应该采取国际化、合作化的方式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成为向可持续发展转变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处理气候变化、减少废物、酸雨、原油渗漏和核废物等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的重视，并为之召开了国际环境会议，达成了国际协议。这些对工业界和政府在技术转让和经济政策上的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正处于下一个黄金时代到来前的几年，应该问一下：政府，特别是工业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挑战。布伦特兰报告，国际商会的发起和国际工业环保委员会都代表了政府向工业企业提出的希望。与此同时，更加准确地确定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中间包含着因果问题、衡量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所提出的解决的实用性。

　　经济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环保立法与改进环保设施所需的巨额资金使人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不禁要问：怎么才能一方面缓解国家经济急速发展带来的紧张局势，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有效地降低成本，来解决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呢?

　　从本质上讲，挑战是双重的：就是世界对能源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为我们的后人保存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这是一对互相联系、无法摆脱的问题。

　　就政府方面来说，作为对里约会议作出的反应，中国政府带头出版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的白皮书》，即《中国21世纪议程》。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政府将主要发展关键的原材料工业、交通和电信业，并充分考虑了人民需求、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中国21世纪议程》体现了全球在发展和环保合作的最高水平上的一致性和政治承诺。它的主要目标是：

　　——改善工业的结构和分布；

　　——开发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和绿色产品；

　　——发展和使用工业技术；

　　——改善和提高工业管理水平；

　　——促进交通运输和电讯业的持续发展。

　　按照《中国21世纪议程》中所提供的资料，中国污染有70%以上，由工业和交通运输造成的。因此，降低在工业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废物的排放是环境保护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认为控制各种污染源排放所造成的污染，还远远不能解决国内的环境保护问题。我可从《中国21世纪议程》中摘出以下的一段的话：只有开发更清洁的生产，制造“绿色”产品，在整个产品寿命的过程中始终控制其污染，中国才能建立资源利用率高的经济，因而需要：

　　——加强能源和水资源的保护；

　　——减少材料和土地的使用；

　　——加速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发展模式的变化；

　　——以最少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费获得最大的经济效应。

　　我深信《中国21世纪议程》将是一个对未来有着深远意义的文件。我想乘此机会向你们国家表达我的祝贺和敬意，因为该文件给我们显示了在可持续的未来可以达到的目标。

　　当然，您们会问，在这个领域里将需要作出什么呢?近来对石油工业中的环保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这包括：

　　——所制定的政策应该有利于减少营运对环境有害的影响；

　　——建立最适宜的方法来执行这些政策；

　　——制定排放标准；然而，问题在于谁来最终决定这排放标准以及此排放标准是否符合实际?

　　——得到达到排放标准最经济的解决方法和结果。

　　壳牌一直认为不断改善环境保护工作是一个很发的领域，也就是说，着眼于预防要胜过终点排放的后处理。

　　任何公司的信誉取决于他们的业绩，而且也取决于这些业绩的交流。只有好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公司必须开放，坦率地对待问题和具有责任感。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他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善其对环境的影响。然而环境保护不是不要经费的。事实上，在比较陈旧的设施上来达到今天的环保标准是很费钱的。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必须通过科学的分析和测定才能找出原因和衡量它们的影响。 　 自从壳牌关注环境保护以来，第一个有关环境问题的书面文件于1969年在集团内部发表。其后开始通过积极制定环保的目标和对执行具体方案加强管理来不断地改善对环境的保护。

　　壳牌集团对环境政策的方针在1977年第一次对外发表。这方针经过了数次修改，以至于能充分反映不断深化的认识和不断改变的公众的期望。由1990年起，这方针确定了持续不断地改善对环境保护的战略，并强调将此作为企业管理的职责。而且，建立了环保系统来帮助我们的公司改进它们在环保方面的工作。

　　我们将减少可能对环境有害的尘埃、污水的排放，作为首要的目标。在1991年制定了类似的方针，有时采用反复将产品打循环的方法或安全地储存，以保证不会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

　　保护环境是壳牌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他们工作原则的中心。作为一个跨国集团，我们在超过100个国家中营运。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世界统一的方式来营运我们的公司，而是各公司按各自的情况来改进各自的营运。

　　不同的环境总是有不同的生态要求。不同的社会也会有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价值观，以及优先考虑的方面。可以理解，每一个地方社团或者政府总是更多地强调一个或另一个对环境影响的因素。最后的决定需要审定和彼此平衡。如果不需要审定，全世界共同标准的制定在很早以前就能得到进展。

　　自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因为，无论环保标准多高，所配置的系统多完善，也可能发生一些预先没有想到的排放。这可能是由设备事故，操作失误或者管理不善而引起的。此时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其能迅速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且同时可从其中吸取教训。 　 然后，壳牌赞成持续不断地改进对环境不利的影响，简而言之，我们从来也不会满足于以往的进展。我们致力于持续不断地改进，就意味着自动抛弃了一成不变。换言之，赞成一成不变，实际上就埋葬了持续不断的改进。

　　壳牌公司的营运确实如此，试举我们勘探开发工作(在我们的俗语中称为上游部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之。对于我们上游公司，其主要目标在于：

　　——制止天然气连续的泄漏；

　　——减少和基本制止天然气燃烧，除非在紧急情况下；

　　——防止钻井泥浆流失而污染环境；

　　——将水回注，直到排放水质可以和地表环保标准相符；

　　——减少固体和其他类型的废料；

　　——在新项目中要避免使用含有机氟聚合物的材料。控制现有的存储，以避免流失。并逐步用其他代用品取代之；

　　——将各种资源的使用降低到最低程度——如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

　　——将环境保护的费用和效益纳入投资估价中。

　　壳牌上游营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在任何新业务开始前先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他们开始基础研究——这常常由大学的研究所来进行——来了解目前环境的现状，并且研究对环境影响的敏感点，进而设计工厂、基础设施和营运程序使得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壳牌还有对环境评价更深一步的措施，即壳牌公司，常常也由监测由局，系统地监测，从而保证其环保表现符合共同签署的标准。

　　壳牌勘探营运中发展的详细的环境保护方案包括：

　　——加强营运的计划制定和监测；

　　——注意承包商的选择和合同的要求；

　　——处理好与有关当局和地区居民的关系；

　　——对专用路线严加控制；

　　——对地震技术和设备必须严格选择；

　　——做好地震线路和钻井场地的废弃和复原工作。

　　虽然我讲述的是在我们上游运作中环境保护的情况，但对于我们下游的所有业务，无论是炼油厂或石化厂，还是产品质量、销售或零售业务，均可采用同样方式来保护环境。

　　我可以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新加坡的壳牌公司正在布拉布可姆的炼油厂投资6300万美元进行一个降低硫磺排放的项目。该项目响应了新加坡政府的“绿色计划”，使得到2000年时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还限制在1991年的水平。1995年竣工后，炼油厂的二氧化硫排放将下降20%～25%。

　　在运输燃料(汽、柴油)领域里，壳牌研究中心在提高发动机性能的燃料添加剂开发方面处于世界最前列。大部分壳牌燃料含有有助于燃料燃烧系统的高级清洁添加剂，通过防止生成碳沉积而使发动机保持最佳条件。壳牌燃料的优点已得到发动机生产商的认可，象宝马、福特等公司向他们的顾客推荐使用含添加剂的壳牌车用燃料。越清洁的车用燃料意味着排放物越清洁。

　　这种环保方法已引入到与中国合作的处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南海炼油石化项目中。我们壳牌认为该项目是政府和工商企业合作的诸种方式中最好的一种。

　　南海项目是按工业中最新的技术和现有的理论进行设计的。它是目前这种类型中最先进的一个，并成为中国和世界的炼制及石化生产进入21世纪的典范。

　　通过应用一个深度转换工艺，炼油厂可最大程度地利用原料——原油。通过提炼、转换和改质工艺，原油中的重质渣油被转换成有用的高质量的轻质油品。用这种工艺，即使使用很稠的中国海上重油，炼油厂生产的轻质油品收率也能超过80%。这个产品收率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

　　南海工艺组合的最大价值是以最少的原油数量来最大幅度生产轻质油品象车用汽油、柴油。目前这对中国是重要的。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对原油生产的需求也在增加。降低本土石油资源的利用率会导致更多地依赖进口。原油更好地利用或者完全地转换成轻质油品以及其他产品，有利于中国的外汇平衡。

　　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把企业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例如，提供三个气化装置用于气化重质沥青。处理过的合成气既可用作炼油厂的原料又可通过一个联合循环装置进行高效发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是非常少的。此外，还避免了沥青燃烧中的颗粒排放。

　　水质的保持和保证排放质量是南海项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它有一个封闭的冷却系统和最大的冷凝水回收系统。所需补充的新鲜水量为最少。并通过三个生物处理装置处理废水。加之，通过一条15公里长的排水管使得位于大亚湾的排污点对环境影响为最小。

　　在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时，除了对排放点立法外，还有几个可被政府和企业都接受的解决方法。其中一个是控制生产和配水系统整个过程的排放并生产更为清洁的产品。

　　南海石油化工厂在这个领域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南海柴油中硫含量为0.05%(重量比)，而在中国市场上，目前水平在0.5%到1%之间。这意味着从南海生产的一吨柴油中硫的排放量低于中国市场上和其他远东国家中现有水平。

　　车用汽油的生产也同样。南海汽油的硫含量非常低(几乎为零)，苯含量也很低，所以与经合组织的国家中的改进的汽油质量完全相同。

　　中国城市中交通车辆的快速发展不久就会促使中国市场上车用汽油和柴油等级的提高。一旦小轿车装备了催化转换器，将推动无铅、低硫车用汽油的使用。那么，此处再一次表明，南海有很好的条件帮助中国适应这种新的环保要求。

　　南海项目在许多方面时刻准备为下一世纪相同的工业开发指明道路。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政府与企业共同合作开发高技术的样板，也提供了第一次“正确理会”可持续发展观点的例子。

　　最后，我想强调环境在今后许多年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环境保护应该是负责的企业策略整体的一部分。社会各方都负有责任。政府、企业、环境小组和公众共同合作在社会的其他需要和环保要求之间找平衡。

　　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商业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以及开辟了管理、技术和财政的源泉，并且，它为迎接环境挑战出了一份力。于是，社会自身必须在合理的科学与有效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在对环境敏感的工作中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平衡。

　　立法人有监督企业行为，制定法规，保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在业务中，我们有责任通过改进营运经验和应用更好的技术来展示先进的方式。这样，我们希望鼓励执法者放弃以技术为基础而规定的“指挥和控制”的方法，而趋向于建立有效利用资金而可达到的目标和对象。

　　这就是前面我提到的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的全部内容。这将是一个难题，但我相信答案将在我们中间。我们所需要所有参与环境讨论者共同承担义务。我们需要小心地使用资源并正确地使用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这样，就能找到世界对能源需求与其它要求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