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几年中，关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已不再限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专门性国际条约，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内的主要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既承认对环境问题的合理担心，又尊重减少全球贸易壁垒的需要的最佳途径何在?在这方面存在不少混乱，其中涉及重大利益。人们普遍认识到，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多边贸易协定是脆弱的。而且，这些协定在今后的岁月中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如果就环境问题进行的谈判被视为危及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外国市场的作法，那么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正如我们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看到的森林资源濒于耗尽的情况所表明的，贸易无疑会对环境和人类生活能否得以延续产生影响。

 　　中国正在寻求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力图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高国内福利水平，因而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口者，但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变化和“绿色”消费时尚与相关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影响全球环境条件的重要潜在力量，因而可以影响贸易协定中关于环境的条款和国际环境公约中与贸易有关的内容。因此， 中国在一个国际政策新的和影响深远的时代中，将必须从一个具有相当知识和实力的立场出发行事。

 　　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和某些区域性和双边条件下，有一些问题将贸易、环境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特别注意那些在当前或未来同中国有关的问题。本文最后建议在中国环发委员会中设一个新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 辩论的简要过程目前争取可持续发展的愿望产生于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和其他文件所阐述的这样一种影响越来越大的判断，即按照目前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状况，通过增加全球生产与消费来满足将成培增长的需求，干脆就是无法持续的。随后布伦特兰从缓和贫困和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根本需要出发，指出需要改变生产和消费格局，包括迅速和广泛地采用适宜的先进技术和重新配置资源。这中间的挑战是，全球社会要集体和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国际贸易为迎接这种挑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创造过程。但是这一手段能否达到期望的在环境方面可以持续的经济发展并无保证。

 　 在联合国环发大会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中，第二章具体讨论国际合作问题，包括贸易、环境与发展。环发大会各方同意，可持续的发展一般说来要求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非歧视性和可以预见的多边贸易体系。他们还反对利用贸易限制和扭曲作为手段抵制由环境标准和法规方面的差别引起的成本差别。此外，他们还同意避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处理进口国司法范围以外的环境挑战，而选择进行国际合作。在《21世纪议程》的第二章和其他地方，各方还同意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进行国内改革和各个领域中的援助计划，包括经济发展、改善市场准入和商品价格、环境管理、技术转移、金融(减轻债务、外国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和制度能力提高。的确，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同这些积极措施紧密相关。 　 里约会议以来，这一根本性的联系并没有得到一贯的坚持。在纸面上，所有国有都承认发展中国家需要援助来恰当地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但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多数国家，目前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财政能力、技术和行政手段以及人力资源。而《21世纪议程》也承认，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上述援助，这些国家要将其出口产品“绿色化”将面临很大困难，更不要说整个生产了。然而在实际当中，“绿色化”的要求被推上全球日程的前列，而支持这些努力的援助措施却没有很快变为现实。

 　 环发大会强调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针对环境主义者对关贸总协定日渐激烈的批评作出的反应。环境主义者认为，协定充其量也无法消除人们对环境的担心，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挫败这类关心的强大力量。这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在1991年关贸总协定仲裁委员会就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的规定——似乎是为了减少墨西哥捕鱼方法危及海豚的可能——作出裁决认定其违反总协定后开始的。该仲裁委员会有理由认为美国的规定可疑，但这一裁决就象是对美国环境保护团体宣战，使他们感到总协定的国际官员会推翻美国旨在保护环境的法律，而他们并不去考虑总协定的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支配。

 　 经合组织国家中环境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关注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后期提出在拟议中的世界贸易组织里设立一个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以及在行文和解释中作出好几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重要修改。在北美，政治影响和公众对环境运动的支持导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附加一个关于环境的协定。关贸易协定开辟了一个国际先例。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些具体内容也比《关贸总协定》的相应内容考虑到更多的环境方面的影响。 　 然而，这类做法在富裕国家以外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心，即环境方面的考虑将成为新一轮保护主义的借口。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中所获甚少，更不愿看到将限制它们出口机会的任何新的条件强加到自己头上。因此，它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建立常设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并将密切注视该委员会的工作。

 　 贸易、环境和发展现在已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工作计划中的重要部分，一段时间以来，联合国贸发会议一直在进行贸易与环境的联系方面的政策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研究。该组织还在进行按环境因素划分级别的重要工作，并在最近设立了贸易、发展与环境特别高级工作小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一领域中也很活跃，并准备同贸发会议合作进行一系列领域中的研究。联合国开发署还着手处理培训有关人员以推动可持续型发展政策的问题。经合发组织最近将这一工作作为其环境处的首要任务，该处几年来连续召集由其成员国环境部和贸易部组成的专家小组会议，并提出若干很好的研究报告。许多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在关注贸易环境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产生以来的三年中，贸易与环境团体双方对对方的关心和目标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辩论的语气有了显著的改善。一度缺乏沟通的恶意中伤逐渐转变为能够导致积极解决办法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关键问题综述 　　1.是贸易与环境，还是贸易与可持续性发展如果说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辩论已在一定程度上以相互争吵转变为有意义的讨论，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这场辩论已扩大为关于贸易与可持续性发展的讨论。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讨论之所以往往缺乏建设性正是因为它排除了发展问题，即关于公正、缓和贫困现象和培养能力等这样一些关键问题。而这些“遗忘了的问题”正是根本性的。贸易与环境关系中一些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在收入与发展水平以及迎接可持续性发展挑战的能力方面差别极大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提出这些问题后，辩论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对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能以以前忽视的角度加以考虑。 　　

　 可持续发展还为贸易和环境团体双方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框架。否则双方来到桌旁都认为同对方没有共同目标，因此难以在后来达成一致。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承认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可以提供一种同双方都有关的语言和目标，从而推动讨论。达成一致仍是困难的，但至少双方有了一种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成员来自贸易、环境和发展团体的一个国际小组成功地制订了一些关于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原则(下面将谈及)，有助于证明这一办法的益处。

 　　2.贸易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国际贸易，每年5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有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极大潜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所能创造的财富，其规模使目前的和预测的官方发展援助相形见绌，特别是在当前经合组织国家外援预算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随着外资投资的增加，财富成为处理当地和全球性环境恶化问题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有证据表明，开放的贸易体制可以更快地采用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技术，其中许多都对环境有利。

 　　这一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破坏持续发展。升高的关税、自愿出口的限制、配额和保护主义的其他形式以潜在出口国的就业为代价保护发达国家的就业，使发展中国家缓和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努力更为艰难。使人们不愿在当地制造以资源为基础的产品高关税可能会加快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这意味着森林、渔业资源和耕地的利用程度必须进一步提高才能取得同样的资金收益。

 　　3.成本内在化

 　 在生产或最终使用时会破坏环境的货物的贸易也可能威胁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这类货物产生的“环境成本”很少在其价格中得到反映，也就是说，相对更有利于环境的物品，它们的生产和消费都太多。几乎所有关于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关注，其基础都是要将这种成本打入贸易货物，使之内在化，无论是通过价格方面的收费还是调控。 　　然而使环境成本内在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这涉及确定对环境的破坏的价值。这种工作采用的方法并非人所共知，要使这类定价工作理论和方法具有国际性一致意见的基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要采用一种谨慎和避免过于匆忙的总方针。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地进行试点项目，来加快就这一想法的可行性、定义、衡量技术所需数据、分析方法、设计和实施以及财产权的定义等形成一致意见。 　 另一个问题是，各国的环境条件有很大不同。各国的生态系统各不一样，对同样的污染或恶化的反应自然不同。而且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重点，有的重视清洁饮水远胜过重视物种的多样性。其结果是，即使所有国家都要使其成本完全内在化，各国的环境标准也会很不一样。

 　　高标准国家(往往也是高收入国家)在各国环境标准不一样方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竞争能力的关注：担心本国的工业会迁往低标准国家，或者生意被低标准竞争对手抢去。第二个是对环境的关注：担心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会使本国的法规制订者不去制订足够严格的标准，使公众在实际证据，或者是缺乏实际证据讨论时回避这些问题。

 　 由成本国际化产生的紧张状态可以引起人们对被环境主义者视为不可接受的产品的抵制。加拿大就曾经历过对其向欧洲出口的皮毛和林业产品的抵制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中国也可能遇到重大的国际性运动。

 　 最后，环境主义者与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者结成并非神圣的联盟的事也不是闻所未闻。前者真心关注推动环境保护。后者面临壁垒降低和更严重的竞争，积极寻找“按他们的要求平整比赛场地”的办法。中国不可能躲过这种压力。

 　　4.单方面行动与主权 　 出于这种对竞争力和环境的关注，较强的国家可能转向采取单方面措施来迫使他国提高环境标准。例如，美国试图禁止进口墨西哥用杀死大批海豚的方法捕获的金枪鱼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措施被称为“治外措施”，因为它们试图改变调控机构职权以外地区的政策。这种措施往往引起重大争议，关贸总协定的仲裁机构不止一次认定违反总协定。争议来自低收入国家出 口商的担心——人们认为他们的标准较低——即这种措施是保护主义的新伪装，可能会危及主权。许多出口商坚持认为，一种产品如何生产出来与外国调控机构无关。 　 非治外的单方面措施引起的争议一般较少。这种措施一般是针对产品本身的(产品标准)，而不是针对制造这一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方法的。例如，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规定禁止销售(从而禁止进口)排放有害物质超过某一规模的汽车。但即使这种措施也会遇到挑战，目前美国正同好几个欧洲汽车生产厂家发生争议，这些厂家宣称美国关于汽车燃料效率的新规定要减少欧洲在重要的美国市场上的份额。

 　　5.多边行动 　 多边谈判是解决各国标准和重点不一致问题的另一个办法。关贸总协定仲裁机构在批评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的作法时建议，通过多边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更为恰当(也更少造成贸易扭曲)。关于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公约》、《海事法公约》、CITES和其他《多边环境协议》都是这种解决方法的例子。多边环境协议并非以难以达成和执行而著称，但是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某些问题极为迫切，不能通过如此冗长的过程来解决。尽管如此，没有人真的要以这些困难为理由，全盘否定就环境问题达成多边协定的努力。为了取得成功，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公正问题，特别是经合国家的环境主义者和非政府组织。 　　某些多边环境协议通过采用贸易措施来保证得到遵守而被装上了“牙齿”，无论是对签字国还是非签字国。对于这类措施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对非签字国，因为它们根据总协定享有的权利可能遭到侵犯。 　 总协定本身的某些内容就是通过多边努力解决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表现。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更愿意通过这种多边论坛来处理贸易与环境问题，因为这种体制是以规则而不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更可能针对更有实力的贸易伙伴保护它们的利益。 　 在一国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会波及另一国家的情况下，多边解决办法是不可缺的。在这种问题上，即使是主权问题的强硬派往往也承认，贸易产品环境成本的内在化正在成为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如果一家工厂座落在邻国的上游，那么生产者反将对地球水系污染当中的本国部分内在化是没有意义的。 贸易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上面归纳的问题和几个其它问题，构成了对世界范围的政策制订者的重大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新的方针、国家间的新型关系以及生产、消费和国际资源流动的性质方面的变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就是要集体地和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而不是降低世界的国际合作体系。这将使国际贸易对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如果确实要按国际合作的精神采取新的办法和实现变革，就要为这些变革和办法奠定一致同意的原则，从而可以在今后由此得出新的规划、协定和公约。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根据来自贸易、环境与发展团体的九人名人小组经过一年努力起草的文件，归纳出一系列关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称为“温尼伯原则”)。这些原则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符合里约声明和《21世纪议程》的精神。它们鼓励： 　 ——逐步将在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中未支付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实行贸易自由化，以改善效率； 　 ——贸易自由化和其他推进今天和明天的公正的关键性积极措施(新增的市场准入、培养管理环境的能力，减轻债务，提供资金、投资和技术转移)； 　 ——重视和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再生能力、避免对植物和动物数量和种类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保护划定的国家公园的特殊努力(如果这种努力要求采取与总协定不一致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应按事先在国际范围达成一致的标准进行)； 　 ——在与问题的地理范围相适应的治权层次上执行环境措施，在有重大超国界影响时采取合作努力； 　 ——更好的跨界国际合作，以及更公开、有效和公正的争议仲裁程序； 　 ——用潜在的环境危害程度及发生的风险衡量预防的成本，采取以客观因素为基本的更慎重和适应性更强的政策方针； 　 ——所有受影响或涉及其利益的各方都能及时、方便、充分地得到有关信息和决策过程的公众参与负责制。 　 前面曾经提出，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将这一问题扩大为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上述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是为积极的讨论建议框架的一个具体行动。鉴于中国有着进入贸易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带头人先列的潜力，这也同中国将如何进一步结合世界大家庭中去有着密切关系。 可能取得的进步和障碍 　 我们希望实现全球性可持续发展。但是，要使世界各地的人民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不危及当地和全球的环境条件，还要有更高水平上的有效的多边合作。特别是各国和国际性的处理贸易、环境金融和发展问题的机构要加快合作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利益不同者迫切需要认识到别人担心的合理性，按照具有原则性的方针共同前进。 　 在这种条件下，乌拉圭回合的结果开始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法性，但没有将这些目标结合起来。其中包括逐渐取消纺织品配额，尊重保护环境的标准，减少农业补贴，允许为保护环境进行补贴和在采用可能危及环境的发明时采取慎重态度。 　 取得进步的最大障碍可能是美国无法批准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方案，这原本几乎是该国谈判代表同欧洲联盟的代表一道强加给世界上其他人的。这产生于某些人所说的华盛顿的政策瘫痪——在对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必要的多边机构的作用问题上，未能成功地控制多种利益繁衍扩展的过程。这种无能为力标志着其他国家也可能遇到的困难，尽管可能不象美国那样富于戏剧性。 　　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集会的部长们同意建立一个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小组委员会来处理非政府组织和代表团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可以视为进步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总协定秘书处于1994年6月10日至1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关于“贸易、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大型研讨会。这使世界各地的各类集团的代表有机会就世界贸易组织筹备委员会的贸易与环境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发表自己的意见。该小组委员会在1994年7月的会议上决定在近期将注意力集中于以下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的条款同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实行的收费、征税和关于产品的规定之间的关系，包括标准和技术规定、包装、标志和废物再生； 　 ——上述条款同出于环境目的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关系，包括与多边环境协议一致的措施； 　 ——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以及取消贸易限制和扭曲对环境的好处。 　 其他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对劳务贸易的分析和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在全球性超越国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方面取得进展。还将对同贸易措施有关的环境政策和将产生重大贸易后果的环境协定、现有多边仲裁机制之间的关系和国内禁止的货物问题进行回顾。所有问题都有个透明度问题。 　 除此之外还可以设想一个其他可以取得进展的领域。首先，总的说来在今后所有关于贸易、投资和发展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谈判中，环境都是内容之一。第二，只要美国和欧洲联盟国家表明它们将不会借此保护其工业避免外国竞争，就可能宣布多边环境协定中同贸易有关的条款与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不矛盾。第三，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发展委员会可能确定其优先考虑问题，并处理废弃物贸易、标志、物种保护和全球公有物。第四，将在各个产业中出现依据现有的和拟议中的协议和公众参与加以明确权利与义务，这可能成为使环境措施同标准一致起来的基础。人们肯定会形成一致意见，认为政府不应为鼓励投资而放弃关于环境的要求。 　 最后，上述问题中可能很多都会在区域性讨论中提出，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其中某些问题更为直接，参与讨论的人数较少，这些都有助于更多的灵活性和政策设计与合作方面更为具体。 对中国形势的展望 　 中国是1948年首先签署关贸协定的23个国家之一。但国民党政府于1950年退出了这个协定。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不是缔约国。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进一步并入世界经济的环境，就要探讨围绕双方申请入关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20年前，中国的贸易额不过是15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百分之零点五。除了短期贸易信贷以外，中国既不向国际上借贷，也不接受外援和外方直接投资。中央政府随意规定以换率。简言之，中国是以行政价格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1993年，中国的贸易额达到196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百分之二点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中国成为第十大出品国，并大量吸引外援，成为向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的主要国家。外国直接年投资额达到250亿美元，股票累积达600万美元。对兑换率的确定也不是随意的了，而是更方便了人民币与国际货币间的兑换。中国经济的腾飞及对这种腾飞持续下去的期望也吸引了国际上更密切的关注，关注在世界贸易中，中国在商品、劳动力、土地、资金及服务等方面转向国内市场的潜力。

 　 中国的进出口每年实际上以超过16%的速度增长。近年来国内改革的成功带来的出口商品构成上的变化，从出口原油，精炼石油产品一下转成了人工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玩具、运动用品及电子设备(尽管有很高的关税和无关税的障碍)。与此同时，大量增加进出口机械和交通设备。这就导致了与世界上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如倾销的主张，市场干扰和补贴等问题都在不断涌现出来。 　 以上各方面都表明中国有潜力增加出口，而且能够在主要市场上面对与日俱增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来参与制定贸易规则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处。 　 许多国家争论认为中国的经济运行与他们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更愿意看到平衡利用由世界上统一制定行政管理、裁定及强化贸易准则和政策，并由这些准则和政策来约束这种关系。中国为了更进一步、更有保障地进入外国工业市场，就必须改正在国内市场上的失误(例如环境恶化)，并通过无区别对待内部措施，提供“公共商品”，包括经济工具，应该有一系列替代政策选择，旨在提高使用透明的、无区别的、合适的贸易政策工具。中国的国内贸易法应与国际贸易准则相配合，如更加开放的市场、法律条文与司法检查等。与持续发展相关的其它标准要求政府采取与环境保护竞争和对中国特殊利益相一致的行动。 　 下面列举几个关键的方面。特别是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在以下各方面搞持续发展的意义，中国允诺降低关税，执行在农业、环境卫生措施、纺织品与成衣、技术障碍、外国投资、制定规则、进口执照手续、补贴和补偿措施、反倾销、服务、知识产权、解决争议和政府采办等方面的规则。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贸易问题对中国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如环境卫生标准，这些措施是为了在进口国内保护人与动物的生命或健康，以防止食品、饮料、饲料中由添加剂、污染物、有毒物、或致病有机物带来的危险，同时也防止害虫的传播。这些标准以其特有的性质要求灵活掌握，并以此来鉴别包括由中国在内的进口商品，此外可借助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的体系。

 　 亚太经济合作区(APEC)国家在经过改进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更多参与也有助于加强区域性的合作。两者都应该增强开放精神及积极合作，刺激经济增长与发展，减少贸易障碍，最终达到在更好的环境中分享更多的所得。APEC为区域内达到这个目的提供了大量的的对话及合作机会。中国已经表现出加入APEC的实力。APEC已开始在更广义的有效区域合作上审查有关贸易与环境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成功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再加上同样高速增长的贸易商品在过去五年中对财富的积累起了很大作用。无疑地，中国还将继续发展，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保护经济发展速度，履行其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国际义务，增加国际间合作，鼓励、支持搞持续发展。

 　 长期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的长远成功取决于这样的保证，同样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像改变增长的速度一样改变增长的质量。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增长是不能长久的。无论这种资源是可耕田——区域性的或者是大气层——全球性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增长只能随着可耕田的减少、沙漠化、重要鱼类资源消失、水变得不宜饮用、全球环境效应开始普遍显示出来，而加速贫困化持续发展的挑战还在于在保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的同时也为今天和未来的人类保护生存环境。 　 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利用发达国家市场上对环境危害较小的产品日益增加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生态标签制，随着象德国那样成套规则的实施项目，对这类产品的需要会继续增长。随着中国工业的扩展，分化和发展，会转向新型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使用“绿色”产品的好处，例如中国广泛种植大麻，大麻产品在较大的市场上开始被看作比它所替代的以林、棉为原料的产品对环境影响要小，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同样也有许多机会有待我们去挖掘。 　 另一个机会是中国有可能通过对产品实行严格的环境要求来加强其竞争地位。德国和日本在制定这样的环境政策上，实质上是工业政策，都成功的例子。对这种理论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许多人相信，这些国家中企业的竞争能力取决于在严格的规章制度下提高效率。同时，许多德国和日本企业是主要的环境技术输出者，受益的都是工业才开始向规章化过渡的国家。这是通过规章战略提高竞争能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要提高全球的环境标准，从长远来看，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的工业是能够极早重整、反思的工业。 　 随着中国出口的扩大，它对处理环境问题能力的需要对外部世界来说就显得更重要了。持续发展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因为中国国内的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涉及面要广得多。蒙特利尔草案的多边基金很大程度上承认中国工业在全球关注的问题上，如臭氧层，起关键作用，同时也承认需要大量的援助才能使这种作用对环境的危害降低，中国可以从这种多边协定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无论是从蒙特利尔草案，国际上与商品有关的环境协定，官方发展援助措施或是其它形式的合作。同样，中国也有理由希望OECD国家会作出努力实现他们对《21世纪议程》所作出的承诺，《21世纪议程》阐明了各种类型的援助来帮助完成经济发展向持续发展的转变。

 　 正如贸易和持续发展带来了机会，同样其中也带来了危机。在国际上中国比上代人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以出口为主带来的增长的成功也伴随着挑战。环境学家会首先提出这种挑战，他们希望中国的环境标准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基于同样考虑与美国在中国延长GSP和MFN问题上的摊牌(两者都与官税与利益有关)，人权活动家的呼声使延长的进展缓慢，同样，世界上的环境活动家如果认为中国的环境记录不够理想，也会在未来发出同样的呼声。贸易保护力量也在寻求机会，来减缓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渗透，而一份不佳的环境报告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武器。一份对美日贸易的调查显示美国国内要求对付其它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国家压力非常大。

 　 中国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摆出了一系列需要立即加以分析的问题。涉及到商务上一系列的根本改变，并且要探讨中国搞持续发展的意义，使广大的政策制定者从中获益，也为了委员会从中获益，委员会的努力会在多方面受到影响，例如，中国需要克服很大的挑战，如无歧视方面，这是一个目前热门的谈判话题，这会和许多国内法律、行政运行、商业标准和文化传统等发生冲突，需要有更大的透明度及其它包括国家贸易、价格控制、贸易执照、税收政策、政府采办、外方投资及技术规则等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对做出更多的承诺的要求，如执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可能会带来更大影响。通过经济发展规划、国家级规则和财务，利用外国贸易公司和国内环境规则上中国达到持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在这个领域中政策研究是关键。 贸易与持续发展工作组中国对贸易与持续发展方面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但对问题实质的看法及对问题解决方法则在国际上仍有分歧。发达工业国经济主导地位会继续受到动援，给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压力。以贸易和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方法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中国也沿着这条路走，那么在持续发展上将在世界起一个主要的作用。正是在主要贸易国与中国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建立一个贸易与持续发展工作组会给委员会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这个工作组经过审查中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及执行情况、规章结构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是如何受到当今国际贸易、环境和发展诸因素影响的，工作组应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持续发展做出有意义的建议。它应能指出中国能通过国际贸易及与贸易相联系的国际环境协议，从中获得好处，它应探讨中国如何通过环境战略规则加强竞争地位，它还应考虑在制定环境标准应注意的地方。考虑到国内与贸易有关的增长和国际上对成功出口国的压力，这个工作组最终会得到国际上的支缓。

 　 广泛的议程要用今后的几年来逐步实施，考虑到GATT/WTO的实质，代表们都在GATT和SFA与地方的交谈，特别是同欧共体APEC和AFTA。

 　 在未来的几年内，考虑到关贸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质和涌现出的区域利益，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和APEC和NAFTA内。这份多方面的议程需要分步骤来实施。 　　*：本文由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员阿瑟·汉森提交，起草过程中曾得到该所贸易与发展方面的成员阿龙·科斯贝和奈文·肖的帮助。